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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貴州采木事”與“黔木出山” (一)
2021年01月18日 15:12
來源: 民族新聞網  作者:姜秀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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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在世界歷史進程中,曾經發生了兩次長時間、遠距離、大規模的建筑材料之“流動”,造就了人類發展史上最為著名的建筑文明——古埃及金字塔和北京故宮。
    如果說古埃及金字塔的石頭建筑材料是人力智慧的奇跡,那么,北京故宮的木頭建筑材料則成就了商業文明的地標。因建造古埃及金字塔而催生的“石頭之流動”,堪稱史無前例。同樣,由興建北京故宮而催生的“木材之流動”,其時間、路途、規模和影響,亦足以與之比肩,堪稱曠古罕見。
    如今,可窺探古埃及那場“石頭之流動”的文獻寥寥無幾,但能見證中國“木材之流動”的文書,卻多達數十萬冊。正是這些埋藏于民間、數量宏巨的文書,向世界展示了一種跨越數百年的流動商業文明,即“木商文化”。
    木商文化,是一個世界性課題。始于湖廣、四川、貴州,終于京津地區的“木材之流動”,其時間跨度、整體規模、影響范圍,比之明清以來數百年的朝廷其它采辦事項,比之古埃及金字塔背后的“石頭之流動”,均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    集天下財、聚天下力、采天下木、興天下匠。木商文化的背后,是經久不衰的皇木古道,是風云變幻的交易市場,是慧眼獨具的商業膽識,是一體化循環生態的構建重組,是社會誠信精神的體系樣板,是人類活動的“世界記憶”。
    今天,把“木商文化”放到一個大的時代背景、學術空間中去展開,借以考究這一流淌在人類記憶長河中的“流動的文化”。

    木材采辦

    談及“木材之流動”,必須論及始自明初、長達數百年、大規模的西南地區采木事。
    《明史》載:
    “采造之事,累朝侈儉不同。大約靡於英宗,繼以憲、武,至世宗、神宗而極。其事目繁瑣,徵索紛紜。最鉅且難者,曰采木……”
    采木,乃明代采造之事中,最“鉅”且“難”者也!
    北京故宮是明清兩代的皇家宮殿,舊稱為紫禁城,位于北京中軸線的中心,是中國古代宮廷建筑之精華,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、保存最為完整的木質結構古建筑之一。
    北京故宮于明永樂四年(1406年)開始建設,以南京宮殿為藍本營建,至永樂十八年(1420年)建成。明代兩百多年間,紫禁城四朝歷四大災,小災更是不計其數。在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的時代,大火過后,朝廷均會組織規模龐大的興建。幾年或者幾十年后,新的宮殿又在廢墟上拔地而起。
     《明史》載:
    “明初,工役之繁,自營建兩京宗廟、宮殿、闕門、王邸,采木、陶甓,工匠造作,以萬萬計。所在筑城、浚陂,百役具舉。迄於洪、宣,郊壇、倉庾猶未迄工。正統、天順之際,三殿、兩宮、南內、離宮,次第興建。弘治時……武宗時,乾清宮役尤大。以太素殿初制樸儉,改作雕峻,用銀至二千萬馀兩,役工匠三千馀人,歲支工食米萬三千馀石。又修凝翠、昭和、崇智、光霽諸殿,御馬臨、鐘鼓司、南城豹房新房、火藥庫皆鼎新之。權幸閹宦莊園祠墓香火寺觀,工部復竊官銀以媚焉……世宗營建最繁,十五年以前,名為汰省,而經費已六七百萬。其后增十數倍,齋宮、秘殿并時而興。工場二三十處,役匠數萬人,軍稱之,歲費二三百萬。其時宗廟、萬壽宮災,帝不之省,營繕益急。經費不敷,乃令臣民獻助;獻助不已,復行開納。勞民耗財,視武宗過之。萬歷以后,營建織造,溢經制數倍,加以征調、開采,民不得少休。迨閹人亂政,建第營墳,僣越亡等,功德私祠遍天下。蓋二百馀年,民力殫殘久矣。”
    此等數語,道出了軍民采木之苦。
    明代貴州有位頗有幾分才華的知縣,采得皇木后題詩以紀,鐫于石上。詩曰:
    采采皇木,入此幽谷,求此不得,于焉躑躅;
    采采皇木,入此幽谷,求之既得,奉之如出;
    木既得矣,材既美矣,皇圖鞏矣。
    從中可窺其采到皇木過后的驚喜,亦透出許多采皇木的艱辛和幾分無奈。
    修而后災,災而后重建。于是,就有了“大木”“皇木”“貢木”“采木”“采辦大木”等這些名詞進入史冊文獻,也就有了六百年“西南采木事”。
    “采木”“采辦大木”始進入史籍文獻,起自明永樂朝,興于宣德、景泰、正德三朝,巨于嘉靖、萬歷二朝。而后盛于清,清而后民國……后雖有其名之易,而無其實之變。
    有明一代,皇木采辦最顯著的特征是官辦,由朝廷直接委派“副國級”“正部級”以上官員坐鎮西南地區,動用官帑采辦。西南地區四川、湖廣、貴州三行省又各由工部派駐有采木官,專司采木事,地方官員則多為協辦,民間資本則幾乎難以參與。
    斯時,唯一有民間資本影子的采木事,則為“土司獻木”。因此,“土司獻木”是最早的木材商業行為,但并非主流,只是采木事中無關輕重的一個“插曲”。
    直到明代后期,官方直接采辦才衍生為官商聯合采辦。
    到清代,朝廷多委派地方官員辦理采木事,不再逐級派駐采木官。官商聯合采辦模式轉為官方主管、商人經辦,民間資本開始參與交易。交易越發活躍,市場日趨成熟,市場化特征逐步凸顯。從此,“木材之流動”更加順暢和通達。
    無論是“皇木”,又或“貢木”,因其獨特于其它類別商品,非官方主導則難以事成。是故,木材采辦的市場化均晚于珠寶、絲綢、茶葉等商品。真正意義上的“木市”,興于清初,盛于清中后期,回響至二十世紀。
    關于采木數量,史料中有一段詳實記載:
    “……貴州布政司西路收買三號楠木五百根,各長四丈五尺至四丈,徑三尺五寸至三尺;三號杉木五百根,各長四丈五尺至四丈,徑二尺五寸至二尺;四號杉木五百根,各長五丈至四丈五尺,徑二尺至一尺七寸。楠、杉木連貳板枋各五百塊,杉木單料板枋五百塊;柏木三十根,各長三丈徑三尺;柚木五十根,各長三丈徑二尺五寸。”
    這僅僅是一樁“貴州采木事”。按“采一而伐十”的木材采辦舊例,實際上木材的砍伐、征集數據,遠不止此記。
    明代官員王德完在《稽財用匱竭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圣德以濟時艱疏(節財六事)》中曰:
    “貴州原派二千七百九十余根塊,計銀可九十六萬八百余兩……湖廣頭運得十分之四,庫發銀止一萬八千五百,余皆索之黔民也。”
    至于采木地,縱觀整個明代的采木事,巨大楠杉木的采辦地主要在四川、貴州、湖廣三個行省內。貴州省建省時間為1413年,而1406年明朝廷采木時貴州尚未建省,分隸于四川、湖廣、云南三行中書省。永樂初,采木地即為四川、湖廣諸省,故“貴州采木事”追溯當起于永樂年間。
    到明末清初,四川、湖廣兩個行省以及貴州西北部的巨大楠杉木資源已瀕臨枯竭,于是清代“西南采木事”的主戰場逐漸轉移到清水江流域一線,采辦對象的主體則轉為杉木。
    一葉知秋,以點帶面。“貴州采木事”先于黔西北,后于黔東南,而黔東南的采木事,則主要集中于清水江一線。考究清水江采木事以及木商文化,則可洞悉整個采木事并中國木商文化。因此,整個“西南采木事”之一的“貴州采木事”,實則為中國采木事的縮影。它幾乎全程見證了長達六百年的“木材之流動”和與之如影相隨的中國木商文化。

黔木出山

    采木事是一個綜合性和體系化的龐大工程。從木材的選擇、砍伐、運輸,到監管、存儲,以及使用,都有一套長期摸索而形成的完整鏈條。
    黔中有木,北京有“火”,從黔到京有“水”。“火”“木”和“水”,將貴州和北京緊密地聯系在一起。
    明代,北京紫禁城屢屢火災。燒后建,修后毀,在紫禁城“浴火重生”的循環中,西南的貴州漸次融入了明統治體系。
    從末梢到中央,從貴州到北京,這條漫長的水路書寫了“皇木古道”的史話。
    清水江是貴州第二大河,主河道流經臺江、劍河、錦屏等地林區,歷天柱縣進入湖南境內。經洞庭湖,注入長江。據史載,這條水路“坎坎之聲鏗訇空谷,商賈絡繹于道”。六百年來,維系這一交通運輸要道的是一船船白銀,一掛掛木排,一聲聲歡笑,一行行血淚,以及“木商文化”。
    這是一山木植的生息!這是一江木材的流動!這是一座木城的嬗變!這是一條水道的興衰!
    黔木出山,皇木出林。經挑選、扎排、放逐、交易,方入市。而后經“皇木古道”,萬里輾轉,方入皇木廠,進撐紫禁城。明萬歷年間,貴州巡撫郭子章言及大木運費時曰:“一給于開山墊路;二給于運到外水;三給運至川楚大河;四給到京交收。”
    由此可見,作為皇木,“苗杉出河”“苗木出山”,抵達京城,需“四部曲”:開山墊路、運到外水、運至川楚大河、到京交收。
    黔木出山,其一,黔西北之木,出烏江水系、赤水河綦江水系;其二,黔東南之木,出沅江水系,過洞庭。二者均匯入長江。到鎮江后轉南北向,經南北大運河,抵北京祟文門外、朝陽門外。入神木廠、大木廠,而后轉旱路,進入紫禁城。
    運木之銀,不以百計,不以千計,而以一萬、數萬計也!
    運木之力,不以縣計,不以府計,而以一省、數省計也!
    運木之時,不以日計,不以月計,而以一年、數年計也!
    運木之程,不以米計,不以里計,而以千里、萬里計也!
    木之采辦,真可謂“最鉅且難”!
    “木排蔽江,萬纜橫系”。流動在清水江、沅水、長江、大運河的木材,成了明清兩代經久不衰的一道風景線。
    清水江杉木是動感之木,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化的交融和前行。
    有明一代,以朝廷為主體,以水路為載體,從貴州到京津,從貴州到沿海的“皇木古道”興起。到清代,繼“皇木道”而后興起“商木道”,或者說“皇木道”“商木道”并流的黃金古道異常繁盛。在這條“皇木古道”中,清水江是上游體系,亦即林區體系。在這個體系中,最初完成了山場交易、林木交易、木材交易等出山環節。而后,又在“三江”完成了行市交易和抽值納稅等環節。林區栽手、林農,木工、排伕和山客、水客,木行、抄手,在清水江自“三江”之上游,組成和構建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環閉,此后,清水江一江木材,浩浩蕩蕩順江而下,走向更加廣闊的市場和用途。
    實際上,在四川、湖南、湖北,以及貴州西北部的木道、商道相繼謝幕之后,以清水江為源頭的木道之興、商道之盛,延至民國,回響至二十世紀,一直是中國木業貿易的主角。
    “皇木古道”是一條經濟通道,也是一條文化通道。滾滾而流,下江去的是木材;紛至沓來,上江而來的是文化。
    研究發現,早在清乾隆、嘉慶年間,從荊楚、江淮、中原、京津地區抵達清水江流域的郵路已然成熟。信封上注明“貴州苗河王寨”“貴州苗河茅坪”等字樣的信件,無需通過人際關系托送代交,僅憑郵路即可順暢、精準到達。
    同期,荊楚、江淮、中原、京津等地區已然形成的“商標文化”,亦漸次進入清水江流域。“斧印”,即是木材貿易中最為獨特的標志。山客的“斧印”多以個人名號、家族名為主,而水客的“斧印”則多以商號、行號為主。以斧為印,在木材上敲打出的印記,即代表著木材的產權。可謂“一江斧印向東流”!
    此外,外省發達的文化,以及先進的生產力也逐漸進入并影響清水江流域林區。最顯著的改變是記錄方式,由結繩、刻木為記變為“書寫”為記,興起“延師就讀,教子求名”,開一方風氣之先,從而誕生了數量宏巨的文書。其次是婚俗、語言等方面的改變,以及社會結構的轉化。
    荷木下河,攜款上江。當大書特書的是貨幣的進入,進而帶動商業活動的興起,并逐漸居于清水江流域社會活動的主導地位。當地人由“只知挖山載杉,開坎砌田”的農耕文明生活,逐步轉變為或多或少地融入、參與經濟活動的商業文明生活。
    一江木材向東流,帶來的是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。
    “木材東流”“文化西漸”。由“貴州采木事”而催生,以紫禁城建筑為標志,以清水江為起點,以京津、江淮地區為終點,以長江水系、南北大運河為通道,跨越多省區的“黔京皇木古道”,是史上延續時間最長、規模最大、影響最廣的一條“木道”“商道”,而尤以清水江為最。
    (未完待續)  
責任編輯:張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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